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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民事审判和谐的主旋律

  发布时间:2009-09-25 09:34:17


    晚清以来,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并最终确立了“法治”的治国方略。然而如何才能实现法治社会的理想呢?诚如一些学者所见,法治这种良好的社会治理模式之所以能够在西方社会生成并发育成熟,关键在于西方社会有着深厚的法律自治传统,形成了健全的社会自治机制。中西方法律传统,国情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中国并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法律自治传统,这就决定了根植于西方社会基础的法律无法完全适用于我国社会。西方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更多的为我们提供了形式上的一些借鉴,至于中国法治秩序的实质要件,则需要我们对生发中国法治秩序的基础——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并构建起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

    一、中国传统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在每个民族中,都逐渐形成了一些传统和习惯,而通过不断运用这些传统和习惯,使它们逐渐演变为法律规范,这些传统和习惯构成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法律文化。纸面上的制度比较容易更改而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尤其其中关于民族心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更改却不是朝夕能够完成的。这就是传统的力量,上一世纪风起云涌的反传统浪潮在今看来,许多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传统依然对我们的行为取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纠纷的解决方式上,这种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纠纷解决过程本身就是行为选择的过程。中国传统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大致可以概括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在解决方式上,形成了以调解性机制为主、诉讼机制和调解机制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1、从社会经济基础来看,中国传统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国。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形成了“民族一宗族”的演变格局,形成了一个“身份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礼仪道德,法律仅仅起到辅助性作用。2、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同样抑制了法律作用的发挥。法律对于社会公众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使人们的行为可以预期。在动荡的社会中,政府更迭频繁,法律朝令夕改,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不足,公众根本无法通过法律来为自己的行为作出预期,也无法利用法律来解决纠纷。3、政府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直予以支持。调解机制初始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发展到后来逐渐被制度化。调解的形式也由单一的权威调解转为有行政调解、行业内调解、权威调解等多元化格局。

    其二,在纠纷解决机制的地域分布上,形成了城镇社会和乡土社会不同的分布格局。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形成扩展,诉讼机制在城市中的运用愈加频繁,但在乡土社会中,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并无明显变化,调解性纠纷解决机制依然是处理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

    二、当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满足现代中国社会要求,是因为传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无法解决大量的纠纷。只好诉诸法院,而中国现有的诉讼机制成本过高,大量纠纷无法通过法院来解决。

    所谓诉讼成本,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诉讼活动前后及诉讼活动中所耗费的个人资源。按照其能否预期可以分为可预期成本和不可预期成本两大类。

1、可预期成本。主要包括诉讼费用、诉讼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诉讼的机会成本以及诉讼所带来的对双方关系的损害等成本。

2、不可预期成本。主要包括败诉的风险成本、司法腐败所带来的成本、执行难所带来的成本等。

    绝大部分人在进行诉讼前通常会对自己的成本收益进行大体的分析,在诉讼成本过高甚至超过诉讼收益的时候,纠纷一方就不会诉求于法律诉讼,而选择通过隐忍或私力救济的手段来解决。由于私力救济极易导致暴力冲突,因此当前中国“民转刑”案件的多发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司法改革——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成本、构建司法和谐

    针对民事审判这一领域,我国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转变司法理念,构建司法和谐。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第七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这是首次将司法和谐理念引进民事审判,对于充分发挥民事审判定纷止争作用,且通过富有活力与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推进公平与正义价值,实现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民事审判工作更多涉及老百姓诸多切身利益,因此,民事诉讼只有在和谐的司法环境和秩序下运行,才有利于各类矛盾纠纷及时“了结”才能收到良好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就要求人民法官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司法和谐的新理念,竭尽全力创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积极稳妥地协同各方在和谐氛围中推进诉讼进程。只有当所有诉讼参与人将“诉讼及时顺利完成”作为共同的责任时,才能真正实现最大限度的司法公正、高效和权威。司法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司法和谐新理念,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新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正常诉讼秩序、全方位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度。从司法公正与效率、司法调解与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司法和谐,实质上是司法机关在理念上实现了一次飞跃。而这个飞跃,对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2、提高法官办案能力,加快法官职业化进程,诉讼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素质的高低。法律不应该是干巴巴、冷冰冰的,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权利、利益、安宁、自由、和谐、秩序、尊严、文明等幸福的规则与制度,是人类理性价值的集中体现,是洋溢着诗意之美、和谐之美的社会规范,是人性真善美的制度表达。要实现司法的和谐美,对法官提出了很高要求。首先必须大力提高法官素质,坚定公正审判、廉洁审判的信念,树立和谐司法的理念、关注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尊严,必须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将“司法为民”落实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其次掌握和谐司法的方法。注重情、理、法的融合,尽可能以柔性的策略解决纠纷,充分运用主观能动性和生活经验来解决问题,不能“案件结束了,仇恨产生了”。最后增强司法艺术的修养。包括:法律、思想、修养、各种基础知识的修养、生活经验修养以及人格修养,具有爱心、公心、良心和善心。

    3、加快体制改革,营造和谐的司法环境。体制改革主要包含行政与司法机关分离和法院系统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人民法院作为司法和谐权的具体组织者和行使者,践行司法和谐理念首先要搞好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行政审判部门之间,真正能够既分工又合作,既制约又配合,相互协调、促进、共享和谐。在此基础上,还应主动加强与人民检察院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以及人民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关系协调,共同营造出整体联动的良好社会法治和谐氛围。

    4、法院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进入法院系统的纠纷超过一半,最后通过法院调解解决。如果每位法官都能泡得好一手“司法功夫茶”,使纠纷双方多年的积怨通过与法官喝这“司法功夫茶”,而被神奇地化解。此类纠纷处理后还能会“案结事不了吗”。在现代社会里,法律不仅应体现出至高无上的刚性,还应该透出浓浓的人情味,也就是柔性。司法的权威性并不是指法官应当具有高高在上,使人惧怕的威严,也不是指法院应当像封建衙门那样使人感到恐惧,相反它应当使人民感到亲切和心理上的认同。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更需要贴近社会、贴近民众,而不是自说自话。也只有如此,司法才能实现谋求人民群众最大幸福的终极目标。

    5、加强法院系统对农村社会的辐射影响,加强对基层人民法庭的建设和管理、基层法庭可适时进行巡回审判,也就是“送法下乡”。“送法下乡”的意义不在于解决几个纠纷,而在于保持农村社会与国家法律的一种接触,使法律以一种独特缓慢的方式向农村渗透。

    我国法治建设方式与西方不同,西方是“自然演进型”,而我国则是“政府主导型”。但是,光有政府主导显然不行,没有社会基础的支持就没有法治秩序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法治建设是政府主导下的自然演进型。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应一方面是立足国情满足当前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诉讼机制为媒介,在社会中构建出根据具体情形进行选择和调整的的弹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将国家制度法逐步渗透入基层社会,而每一位司法工作者都循着美的路径从事司法活动,寻求司法之美时,作为老百姓收获的不仅仅是喜悦。事实上,当众多的司法工作者以美的身姿出现在老百姓的审美视野中的时候,法治的中国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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